“为创造出利刃般的作品而诞生”，宸铭传媒秉持这样的理念而创办。作为宸铭传媒创始合伙人、电影制片人、出品人，常子凌对该理念不仅有着深刻的认识，更一直孜孜不倦地践行。与常子凌谈起电影，她的回答里都会时刻强调“内容”，无论是剧本的选择，还是IP的打造，还是市场的把握，乃至中国故事的讲述，她认为基石都是“以优秀品质的内容为核心”。对中国电影这样本质的认识，让常子凌以及她所在的宸铭传媒都在电影生态中有着可持续的战略性发展。
得益于研究生阶段在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的学习，常子凌对电影行业有着从本体理论高度认识的深厚积淀。“利刃般的作品”，就是能直指人心的作品。这不仅仅是电影或文学层面的事情，更是对人性、社会的深刻理解。正如常子凌在采访中所说：“一切的问题都是因人望与现实目标之间有差异产生的”。洞悉人性与现实，能够“扎心”的作品，往往也是社会性与商业性都获得成功的作品。
艺术中国：制片人在电影中有很高的“权力”，几乎要负责“挑本子、找款子、组班子、卖片子”一整套工作。在您作为制片人的影片中，“挑本子”的原则是什么？
常子凌：谈这个问题，首先要明确一个前提：我们的电影还是导演中心制度，特别是大导演中心制度，因此电影的“权力”大部分在导演手中，所以有很高的“权力”的制片人还是寥寥无几。中国电影行业里三位一体的制片人目前还是很少的，电视剧领域相对偏多一些。
宸铭有签约的导演和编剧，也有外部合作的导演和编剧。大约十年前，一般情况是导演和编剧从某个题材或故事出发向公司提报项目，但很难发现上来就成熟的能够达到制作要求的剧本。所以，公司从2020年开始转向自主储备题材和开发剧本，再匹配合适的导演和编剧。我们目前的主要方向是选择已经有明确故事类型方向的题材来匹配创作者。
至于“挑本子”，这很考验手感、直觉、经验等综合判断。当然我们这里只谈商业电影，不包含作者电影。商业电影剧本挑选有四个关键点。一是具备新鲜创意的题材，天然就具备未来市场的话题、情绪和新鲜感；二是具备有趣度、极强的戏剧性和饱满的情绪，能够一句话概括故事前提。一个好的剧本必然是具备极强的戏剧前提和大众情绪感染点的，这很重要；三是要有足够的想象空间，有成为好剧本的潜力。我们或许很难一开始就得到一个好剧本，但好的本子能够让人想象到修改完之后具备什么样的潜力；四是类型明确，主题表达清晰，这恰恰是国内创作者比较缺乏的能力。如果能够发现或者创作出达到题材、主题、类型、故事和戏剧性都兼具的剧本，那么一个经典电影的前提就具备了，这是制作人对剧本的追求！
艺术中国：现在出品方对电影的投资非常谨慎，“找款子”成为很多电影项目遇到的最大难题。目前宸铭传媒倾向于投资哪类电影呢？您如何预判一部片子的市场？
常子凌：目前影视行业确实投资都非常谨慎。就像目前视频平台的投资策略“缩减规模，增加质量”，真正的头部项目是不缺资金的，我们缺少的还是真正的头部项目，我们谨慎的是腰部、基础的项目投资。加之市场档期朝头部靠拢，腰部和小成本项目投资成为目前最大的瓶颈，是最难做的项目。
目前公司立项通过的项目，基本上都是我们主投主控的。一个优秀商业片项目不需要找投资，业内公司都会想参与。业内主流公司的项目基本都会互相通气和传递信息，虽然每个电影公司的风格喜好有所不同，但基本从主流公司的参与度就能侧面反映出一个商业项目是否足够优秀。
我们公司目前项目投资主要有四个方向。一是具备未来持续IP开发能力的项目，抵御一部分市场的不确定性；二是具备创新能力且能够与观众深度共鸣的大商业类型片，然后适配大导演、大演员、大题材，成为头部商业类型片；三是创新且卖点明确、有趣的电影项目，从现实情绪出发但又能够提炼出新意。我们试图做创新的、有趣的内容，这是公司从早期题材选择就开始定下的基础；四是围绕创作者匹配项目。这个部分其实是考验公司对项目的题材选择、开发能力与精准适配说服导演的能力！
判断一部电影的市场，只能根据经验做基础的判断，一般会从这个几个维度进行综合考虑。第一是对剧本本身进行判断，有一个具备市场潜力的好本子，电影就成功了一半；第二是对创作者是否匹配进行判断，主要是导演、主演和主创制作层面的班底是否成熟与匹配；第三是预算匹配；第四是档期的考虑，到底到底是重大档期还是平时的档期，综合前面三个要素，基本能够预估投资基于票房的风险值。因此一个项目是否值得投资推进、市场如何，需要综合判断。
艺术中国：制片人不仅要对电影艺术本身有深刻理解，还要具有商业头脑，能够在压力下与不同类型的人打交道。您在电影制作团队组建方面，有哪些心得？
常子凌：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电影作品像十月怀胎，成功诞生虽然带来很大成就感，但每部电影情况并不相同，遇到的人也不同，可以说是一个痛并快乐着的行业。
如果一定要总结，从制片人的经验来说，首先电影艺术创作是分阶段的。剧本开发、前期筹备，制片人是可以和导演探讨、创作匹配的阶段，一旦进入制作阶段，制片人大部分是基于前期与导演、主创的共识而进行管理的过程。所以能够在前期与主创在创作上达到高度统一的共识是前提，这个非常重要，所有未来的矛盾和问题，都要基于这个共识目标去做解决。
至于制作团队的管理，也分成两种情况。一种是面对大导演，制片人就要以宏观管理为主，他们一般具备成熟度的团队，无需进行微观管理；另一种是新导演和需要联合制作的导演，那么制作人就要从目标和洞察每个人的人性出发，智慧且策略地解决问题。一切的问题都是人望与现实目标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产生的，优秀的制作人要能够平衡这两者的差异并且敢于承担责任的去解决问题。
当然这一切的前提是导演、主创与制作人之间必须信任。特别需要强调的一点，针对新导演和不同的项目，并不是最牛的制作团队和主创就是最好的，适配、适合，且能够真正发挥新导演的创造力和安全感的团队，才是最好的团队！
艺术中国：当制片人与导演有分歧时，该如何在尊重导演个人意愿和保障电影项目顺利进行之间进行平衡？
常子凌：如果导演是茶壶，那么制片人就是捏陶制壶的人。每个导演作为“茶壶”形状都不一样，所以一个好的制片人可以根据不同导演的能力，让倒进“茶壶”的水尽量倒满或者尽量多倒水。选择导演的时候，一个项目的创作部分基本就已确定了，主创团队是帮助激发导演才能的。好的制作人就要激发团队的同时，控制好预算与创作的平衡。每部电影几乎都是导演个人创作意愿与电影项目顺利进行之间的矛盾尽量平衡的过程，电影就是这么一个不完美的集体劳动，这也是电影有趣的地方。
成熟的大导演基本上是集合制片人思维和创作思维一体的，所以在国内导演中心制的默认规则下，大导演的项目对于制作人的依赖会小很多。
艺术中国：近年来，中外合拍“水土不服”的现象屡有发生，您认为原因是什么？您能否通过宸铭传媒成功的中韩合拍经历，为我们分享下经验？
常子凌：中外合拍“水土不服”很正常，就像跨国婚姻经常会面临长久共融的难题一样，毕竟不同国家的文化存在非常大差异。所以非常成熟的韩国团队在韩国能制作出一部优质的电影，并不意味他们能够在中国制作出同样优质的电影。
我们要学习的是国外优秀团队的观念与经验。当一个中外合拍项目产生的时候，并不是1+1=2的过程，而是从顶层的组织架构到制作流程都需要重塑。我们国内电影，一切合拍也好，商业模式也罢，是市场决定倒推的。如果中国电影未来面对全球市场，以中国电影人的强大学习能力，马上能够适应和建立具备合拍的制作组织管理流程。我们永远不缺乏硬件，而是缺乏优质的创作内容，这才是现在最大的难点！
艺术中国：在中国电影界，宸铭传媒以优质内容见长，您认为一家优秀的电影公司应该具备哪些特质？
常子凌：一家好的电影公司，除了平台投资行为的商业模式之外，从制作属性出发，我认为应该具备以下几大特质：内容能力、识别优秀的创作者并匹配优秀的创作者长期合作的能力、不同产品类型赛道的长期布局与深耕的能力。还要有创造新兴事物的能力、对电影本体的追求、对创作者的宽容力、以及敢于制作有价值但有一定风险电影的勇气。
此外，做电影必须有情怀，不着眼于眼前利益，以及坚守与创作者共享长期利益的原则，反哺创作者或者同行公司的魄力。还必须有强大的资本与资源能力，这个是做电影投资的长期基础。
同时还需要坚持和乐观主义。做电影是风险很强的行业，只要你坚持在牌桌上并乐观面对周期，总有赢的时候，不要下牌桌。电影是头部人才资源比拼的行业，老板和公司一定要不断的学习和深度思考。这个行业本体市场规模有限，衍生市场无限，必须成为头部才能够生存，从而拿到未来无限的品牌消费市场入场券。最后无论从发行、资本还是互联网等不同角度切入逐渐形成平台效应，抵抗风险的能力会大大加强。任何公司从中能够很好的满足其中尽可能多的要素，或者组合出不同的打法，就能够建立不同的风格。
艺术中国：2023年您作为制片人参与的《涉过愤怒的海》《最好的相遇》等影片，均涉及到对家庭伦理、具有心智障碍的社会特殊群体等这类严肃社会议题的关注，您为何会关注到这类议题？能谈谈您对电影的艺术性、商业性、社会性三者之间关系的理解吗？
常子凌：我们从题材选择的大方向提出四个字：安身立命，这是中国人精神层面特有的永恒追求。无论选择什么题材，都是从观众的心理出发的，我们大家可以做的议题有很多，重点是如何抉择新的题材，关注什么样的社会情绪，以及从剧本到主创如何执行出来。
电影本质是大众艺术，现在已经变成了大众快消品，所以商业属性是前提；艺术性是电影本体的追求，这个在国产电影也已经变成稀缺了，具备优秀电影语言、技术和创作力的创作者太少了；社会性是电影本身主题层面产生的，这是创作者选择题材故事时就决定的。最大的社会性和最大的商业性本身也是一致的。对于好的商业片来说，电影作为大众商品的商业性、电影本体的艺术价值、以及电影的社会性关注，三者本身是无法分割的。
艺术中国：作为中国电影从业者，您怎么样来判断当下中国电影的市场与生态？最近宸铭传媒将有哪些影片布局？
常子凌：疫情后行业有很大的变化，本质上是资本和市场的变化，导致作品质量必须强化。当下中国的电影市场，行业主流公司的资源集中，头部与腰部强烈分层，头部档期的剧烈竞争与平时档期的冷淡形成鲜明对比。其它行业也在争夺着人们的关注时间，对影院时间造成了巨大分流。而AI和虚拟现实的技术未来对行业的冲击与影响，还会给整个电影业带来一次变革性洗牌。
但无论行业怎么变化，优秀内容的本质不会改变，反而变得更稀缺，深耕内容是这个行业的最大需求。电影市场600亿的规模并不大，所以蛋糕本身不会变，变的是切法和切的人。蛋糕本身质量的提高已是必然趋势，未来头部公司凭借资源集中来拼规模化，独立制作公司的出路在于创新与内容本体的优势上，逐步打出细分市场的品牌效应。我们在此阶段，反而会加大内容的投入和布局，这个会在三年内慢慢反应出来，具体的策略会在结果上呈现出来。
艺术中国：近年来，中国制造的电影不断出海，其中不乏有惊艳国外观众的案例，您认为中国电影怎么样转化优良历史传统文化资源，讲好中国故事？
常子凌：用电影讲好中国故事，本质是有能力讲好一个电影类型故事，而且是用商业类型片的逻辑去讲好这一个故事。国产电影很多价值观主题都不清晰或有问题，能够传达文化影响力的故事前提是人类共同的情感价值观，没做到这点也很难出得去。
最后还是如何抉择题材讲故事的问题，中国有太多的好故事的题材，无论是厚重的还是小品的，都很值得开发，所以我们根本不缺好题材。首先还是要解决选择题材故事并能够形成剧本的能力，其次能够匹配转化这些题材的具备市场意识和制作能力的导演。类似《封神》这样厚重的题材，要有能够坚持十年开发制作出来的勇气。头部电影公司和导演都自觉的意识到长期研发剧本的价值，而不选择产品捷径。解决了这样一些问题，中国电影才能讲好中国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