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次采访，我都从握手开始。2012年初秋，沈阳，我握住了一个老工人的手，他叫吴嘉祜，当年90岁，双手粗糙、骨节大，这双手参与了新中国第一枚国徽的铸造。这枚国徽，悬挂在城楼上已经60多年。建国初期，工艺条件落后，吴嘉祜带着六七个人扎在车间，50多个日夜不眠不休，听到验收合格的消息时，壮得像铁塔一样的吴嘉祜哭了。
作为在新华社工作的一名年轻记者，有幸在职业历程中收获不少难忘的人与事。其中，有三个人的泪水让我至今难以忘怀。２０１２年１１月，“航母ＳＴＹＬＥ”风行全国。当我国首款舰载机歼－１５呼啸着飞离甲板，跃向湛蓝的海天时，多少航空人眼含热泪，无数中国人欢呼雀跃。然而，没有人想到，在把自己亲手打造的雄鹰放飞蓝天后，罗阳，这位歼－１５研制现场总指挥、沈飞集团公司掌舵人，突发心脏病，猝然离世。
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得去年12月发生在澳大利亚悉尼的人质劫持事件，一名男子在闹市区咖啡店持枪劫持了数十人，打出国旗帜并威胁要引爆安放在悉尼各处的爆炸装置。当时有一篇记者手记在网络上和媒体圈流传颇广，《新华社女记者悉尼休假遇突发劫案》，这名标题党女记者就是本人。
我想先给大家讲一个73年前的故事，这一个故事的主角是我们的老社长穆青。1942年，21岁的穆青来到延安，在《解放日报》工作。工作第二天，领导就交给他一项任务，让他去采访陕甘宁边区的工人赵占魁。这项任务来头不简单，赵占魁是当时党中央发现的先进人物，毛主席专门指示，要把赵占魁的优点总结出，树立成标兵。按照咱们今天的说法，穆青面对的是一次重大经典人物报道。
都说体育比赛是没有硝烟的战场，体育报道也如此。尤其是在奥运会、世锦赛这些非常关注的国际赛事，作为国家通讯社的体育记者，我们要充分的利用权威渠道和语言优势，掌握话语权，展示中国体育阳光健康的形象，弘扬中华民族精神。 我曾经是一名游泳运动员，进入新华社体育部后，一直负责游泳项目的报道。
有人说，新闻是在书写明日的历史。我说，新闻也在抢救昨天的故事。今年是抗战胜利70周年，我们新华社抗战报道小分队重新踏上当年的抗战路，从北到南，一直走到滇缅公路的中缅交界地，希望采访到更多的见证者，让世界记住在二战东方主战场中国发生的那些故事。
今年是我做记者第六年，跟我的很多优秀同行们有点不一样，在我的岗位上，我的采访对象常常是远离新闻热点的人，他们的故事大多很安静。 做记者第一年，我采访过一个身患绝症的青年，他叫王甲。25岁前，他是个热爱篮球的平面设计师，身体好得像头牛；25岁后，他说话开始含糊，手指握不住水杯，医生说，你得了一种罕见病：肌萎缩侧索硬化症，又叫“渐冻症”。
新华社参考消息张诚：我眼中的线月，我到日本东京做记者。在那里采访了很多人，经历了很多事，让我对日本有了一定的了解，同时也对怎样做好一个记者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不过，今天的故事，我想先从我的名字说起。2013年10月27日，我到日本佐贺县多久市采访那里举行的纪念孔子的祭孔大典。担任祭孔献祭官的多久市市长横尾俊彦在接受我采访之前，拿着我的名片打量了半天，说，“你名字中的‘誠’字是日本人最喜欢的字。
8月12日晚上零点左右，我正准备睡觉，接到了摄影部夜班编辑的电话，要求关注天津港爆炸事故，与此同时，分社的微信群里像炸了锅一样讨论刚刚发生的爆炸，我刷新微博和朋友圈发现已经有人员受伤的消息，立刻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有的说是加油站爆炸，有的说是，在没有准确消息的情况下，我马上向分社值班领导汇报直接从家里开车前往50公里外的滨海新区事故现场……
这些受害者需要的远不是揭发检举、不是同情。例如在人口贩卖事件中，像郜艳敏这类人恰恰是这个群体中，最有韧性的，也是最愿意对自己的人生负责的一群人。他们这些事件中希望的使者，谁知道有多少人就消无声息地在这些事件中死亡、消失？这些幸存者是在为他们自己甚至都不知道的人和命运默默抵抗、承受和活着。而我们该如何透过现象来敦促制度的完善，而不是跟着网络一窝蜂地去追去炒，恰恰是作为国家级通讯社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
记者的根在哪儿？这样的一个问题，穆青老社长早已作出了回答，“勿忘人民”。因为心中有爱，我们的根脉才深深地扎进了脚下这块土地。因为心中有爱，我们和他们才能息息相通，血脉相连。我是新华社的记者，也是万千“人民”中的一员。在情感上，他们就是我的兄弟、朋友和邻居。他们的酸甜苦辣、爱恨情仇，我耳闻目睹，感同身受。他们对幸福和尊严的不懈追求，正是我们对社会的信心所在。这就是我继续前行的动力和理由。
对于呼格吉勒图的家人来说，2014年12月15日是个扬眉吐气的好日子。这天上午，内蒙古高院的法官们到他们家庄严宣布：十八年前以“流氓杀人罪”被判处死刑的呼格吉勒图，无罪！ 这一刻，呼格的父母亲整整等了十八年；这一刻，我，一个老记者也等了9年多！当时，我老泪纵横、双手合十，在心里默默地说：“孩子，你终于清白了，安息吧！”
入社两年来，我常因采访走街串巷寻访乡村，在平凡的日子中，体察生活的感动。这其中，有三对夫妇的故事最令我动容：他们在粗茶淡饭中，诠释了什么是生死爱情。第一对是一双年轻夫妇。2014年3月，我见到了29岁的河北青年小军和他的妻子。第一眼看到小军时，我出于本能地吓了一跳：小军整张脸皮肤尽失，露出了斑驳的红色真皮组织，右眼失明，口鼻受损，只能靠通气管呼吸。
去年底以来，江西分社推出“寻访贫困儿童”大型融合报道，践行新闻责任，彰显新闻力量。这个延续至今的重大报道已进入常态化。作为报道主要参与人，我和同事们走进大山、走进村落，走进贫困儿童内心。我故事的主角就是这些来自贫困家庭的孩子们！
湖北分社在这一次突发事件报道中有一个很好的总结：“党的立场，国家利益，人民至上，记者责任。”新华社记者在关键时刻就是要站稳立场，从始至终坚持正确舆论导向，充分反映党中央、国务院“以人为本、生命至上”的执政理念和情怀，及时充分反映救援和善后工作进展，传递奉献爱心、抚慰人心的正能量，为事件稳妥处置提供有力舆论支持。我想，这就是我们的价值观。
我想,不仅是因为在现场能够亲眼观,亲耳听,亲身感,捕获的新闻具有较强新闻价值和魅力｡更重要的,这是履行好职责的必要条件｡作为新华社记者,当重大新闻发生后必须到现场去,只有到达现场才能反映最真实的情况｡ 与新闻现场零距离,与采访对象面对面,记者离现场越近,事实就会越清晰,采写的报道越有参考价值,进而推动重大政策或措施的出台,推动问题的解决……
在西藏做记者三年,由于下乡多,同事们给我起了个绰号,叫“张乡长”｡今天我就和大家伙儿一起来分享一些我的下乡感悟｡如果不是4月的那场地震,我可能很难来到曲松多河——中国和尼泊尔的界河｡藏语中,曲松多的意思是“三条河”,河这边就是我国的吉隆县萨勒乡,是西藏地震中受灾最重的乡,距离超过800公里｡
转眼间驻外已经五年,期间有许多人问我,为何需要做战地记者,我说,在战争中,只有记者距离线点多,也门首都萨那突然传出巨大的爆炸声,紧接着密集的防空炮火声中夹杂着飞机的轰鸣,一波又一波袭来,黑夜顿时如同白昼｡我立即打开电脑发稿,并婉拒了进入地下室躲避空袭的邀请,因为作为一名记者,此时此刻我的战场就在办公室内,手里的笔和桌上的电脑就是我的武器｡
当我连续攀爬六天六夜，在高寒缺氧的极端环境里登上海拔5895米的“非洲屋脊”乞力马扎罗山时，我认识到身体所能抵达的高度是有限的，但信念引领的高度是无限的。 当我身处索马里，在焦土废墟上努力还原袭击现场、挖掘人性善恶时，我明白了记者对事实真相的所谓“执念”，其实是一种催人奋进的精神力量。 未来的日子里，我愿在新华社这个大熔炉里，用好手中“可抵三千毛瑟枪”的一支笔，脚踏实地，问心无愧，做好每一次报道。
三个月前，我加入了“中国式养老调研”的报道小分队。采访中，我遇到了一位古稀老人，她唯一的儿子在几年前意外辞世。可她迟迟不愿去销掉儿子的户口，因为她觉得孩子没有死，还能再回来。于是，每天盼着儿子回来成了她继续活下去的理由。身边的人不敢打破她的幻想，因为他们了解，如果这个希望破灭了，老人就活不下去了。